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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回顾与展望: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9年10月11日至13日召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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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福惠: 尊重、参与、超越的历史人生——为章开沅先生的《凡人琐事》所作序
发布时间:2019-11-22   浏览次数:

尊重、参与、超越的历史人生

——为章开沅先生的《凡人琐事》所作序

将近一年前,当章老师亲笔撰写的自传接近收尾之际,表示希望笔者协助他做点事情。一是对书中业已写到,而我可能略有所知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人事细节,作些记忆上的核对;二是对手稿和电子文本加以初步的校对和润饰;三是如有感触,可试作一小序。当时我脑子里立即闪现出《史记》中孔子订《春秋》,“笔则笔,削则削,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的名句。

先生见我犹豫,略带感慨兼无奈地说,“我高龄九十多了,不用说自己的师长一辈,就是同学同事多已作古,早年的学生也所剩无多且都搁笔。而你自从我读研究生和留校工作,转眼近四十年,对我总算有些熟悉和了解。作序也不要有压力,随意谈谈读后心得也行。”先生这番话既引起我对书稿先睹为快的好奇,无形中也激发了身为弟子理当略尽竹帛之劳的责任感。至于无知妄序,祗望先生和读者把它当作学生的一篇恐难及格的课程作业来看。

首先要向读者汇报的是《凡人琐事》是一本怎样的书。先生当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学者,从上世纪80年代以降,他的多部著述广泛流传,因此研究先生的学术成就、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文章,一直层出不穷,先生自己也不吝金针,毫无保留地坦陈自己的为学之路和各种心得,让无数后学和读者得到多方面的收获。不过在这本《凡人琐事》中,先生更多的是以“平静客观的学术态度”(电子版第395页)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。换句话说,该书主要不是先生自述的学术史,而是更接近于生活史或者说生命史。但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,历史的重要性本来不下于宗教和各种经典,何况先生终生以治史为志业,其生活和生命都已高度与历史意识融合。故无论就先生撰写的主观而论,还是该书给我的客观感受,都充满了历史主义的意识和生命的价值思考。

这种意识和价值思考,首先体现为对过往的尊重,尊重不仅表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,也体现在生命历程中的待人接物,先生自言,“长期研究历史已经使我养成为他人‘设身处地’给予理解的同情”,故能真正“知人论世”(电子版第465页)。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近百位,包括家人、同学、战友、上级领导、同事、学生和社会大众,有些只是呈现为一晃而过的侧影,先生也写得郑重其事,而对鞠养抚育自己的长辈家人,给自己教诲、帮助和引导的师长前贤,学术生涯中相遇相知的中外学人,先生的温情笔墨和精当的知人论世,不仅体现了先生的眼光和胸襟,其丰富的内容更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,这些忠实客观的记载,多值得后来人多方面地加以发掘运用。

其次是对历史的“参与”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,在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中,历史并非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,研究者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“参与”了历史。但先生的“参与历史”所含意义更为广泛。其一是认为近代史研究不只是历史研究,同时也在参与塑造当代,两者密不可分,交互作用。此语在古今关系上的意思近似于历史研究中要有现实关怀,思考现实时要有历史意识。而在知行关系上则近于学以致用。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,先生在武汉、珠海、南通、湖州和芜湖等多处,结合当地的历史人物和事迹,围绕武昌首义、后期洋务新政、早期留学生和民族工商业等主题,为建立有关纪念馆和文化遗址设施,地方史志的编写乃至城市规划的制定,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建议,引起各当地的重视并得到采纳。诚如先生在书末自言的“把学问写在大地上”,窃以为这些也是“历史参与”的表现。

最后是超越历史阶段的视野和襟怀。其一是深邃长远的历史思考,先生在长期的治史生涯中,一贯强调“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”(电子版第468页)。至上世纪末社会掀起空泛的“世纪热”之际,先生围绕孙中山在《民报发刊词》中的“百年锐于千载”之说,提出对“辛亥革命的背景、起因、进程、后果、影响,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,才能谈得上是对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”(电子版第467页),由此提出三个一百年(辛亥革命前一百年的历史背景,20世纪一百年本身,21世纪一百年的展望)的致思范围。其具体内容既包括对辛亥革命成败的科学总结,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得失的深沉思考,还有以“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”历史认识,作为对“告别革命”论的回应,以及与种种“毕其功于一役”式的乐观躁进相对的忧患意识。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,集中体现在2011716日在国家图书馆对部级干部的讲演之中(参见电子版第464-469页)。

先生多次强调指出,孙中山既高度重视民族主义,又自称“世界公民”;最先提出“振兴中华”,又怀着亚洲梦,晚年还提出“世界主义”的国家观和世界观,并就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,比如“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”,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,并“从而发扬光大,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,乃有实际”(《三民主义·民族主义》载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第231页)。先生在世纪之交针对汹涌而来的“全球化”浪潮,提出史学家“有责任引导社会进行理性思考”。他认为“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分享现代文明的福祉,全球化也使我们必须分担现代文明的灾难”,包括环境污染,资源浪费,战争残杀,重利轻义,重物质轻精神的利益追求,都在危害甚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。在这种环境条件之下,“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,因此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”(电子版第433页)。先生坐言起行,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,风尘仆仆地走过世界五大洲数十国,他谦称自己无非做了两件事,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和近代文化精神介绍出去,一是把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不同方法介绍进来,但从超出学术专业的客观影响而论,先生所致力的文化交流当然也是加强多方沟通,增进彼此理解,寻求国际合作,为公平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日建成所作的努力。

       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成的一代知识分子,既承袭了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基因,又受到从辛亥到“五四”的先辈们的直接教导,还经历过那场时间最长,斗争最残酷的抗日战争的淬厉湔祓,从而成就为独具特色的群体。在历史宿命和个人性格的双重作用之下,他们无论是金刚怒目,还是菩萨低眉,也无论是因文获咎,还是玉汝于成,都构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厚重历史。就先生个人而言,他认为把自己亲历亲见的种种真相告诉来者,是历史赋予的一种责任。然而无论是回顾必然的磨难,还是反思不该有的横逆,先生始终抱持自己特有的理性精神和冷静心态,不怨不尤地如实直书。而对待诸如全国劳动模范,国际著名学者,80年代最有影响的大学校长(之一),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,感动荆楚年度人物等等众多的荣誉,书中多是一笔带过,甚至绝口不提。他把自己这本总结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集成之作名为“凡人琐事”,更显谦谦君子之风。

另一方面,先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则愈益深沉炽热。笔者偶尔随侍先生之侧,就多次聆听到他出自肺腑的“感恩”之言。所言感恩的对象当然是祖国和人民,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河大地,包括这块热土上的历史文化,包括无数成功或失败的先贤和未来希望所在的青年。所以先生年届期颐仍然兢兢业业,笔耕不辍,对社会充满爱心,对未来满怀美好的憧憬。所谓智者不惑,勇者不惧,仁者爱人,先生兼而有之。

唐德刚先生曾用“历史三峡”来比喻宏观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,的确发人深思。但笔者也由此感到任何社会中各个时代的个体生命,也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“历史三峡”。在各种由“未济”到“既济”的困境中,多么需要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像先生一样,自强不息,上下求索,从而尽快穿越险阻,早臻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的人间佳境。

罗福惠

己亥初冬于武昌桂子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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