尊重、参与、超越的历史人生
——为章开沅先生的《凡人琐事》所作序
将近一年前，当章老师亲笔撰写的自传接近收尾之际，表示希望笔者协助他做点事情。一是对书中业已写到，而我可能略有所知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人事细节，作些记忆上的核对；二是对手稿和电子文本加以初步的校对和润饰；三是如有感触，可试作一小序。当时我脑子里立即闪现出《史记》中孔子订《春秋》，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的名句。
先生见我犹豫，略带感慨兼无奈地说，“我高龄九十多了，不用说自己的师长一辈，就是同学同事多已作古，早年的学生也所剩无多且都搁笔。而你自从我读研究生和留校工作，转眼近四十年，对我总算有些熟悉和了解。作序也不要有压力，随意谈谈读后心得也行。”先生这番话既引起我对书稿先睹为快的好奇，无形中也激发了身为弟子理当略尽竹帛之劳的责任感。至于无知妄序，祗望先生和读者把它当作学生的一篇恐难及格的课程作业来看。
首先要向读者汇报的是《凡人琐事》是一本怎样的书。先生当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学者，从上世纪80年代以降，他的多部著述广泛流传，因此研究先生的学术成就、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文章，一直层出不穷，先生自己也不吝金针，毫无保留地坦陈自己的为学之路和各种心得，让无数后学和读者得到多方面的收获。不过在这本《凡人琐事》中，先生更多的是以“平静客观的学术态度”（电子版第395页）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。换句话说，该书主要不是先生自述的学术史，而是更接近于生活史或者说生命史。但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，历史的重要性本来不下于宗教和各种经典，何况先生终生以治史为志业，其生活和生命都已高度与历史意识融合。故无论就先生撰写的主观而论，还是该书给我的客观感受，都充满了历史主义的意识和生命的价值思考。
这种意识和价值思考，首先体现为对过往的尊重，尊重不仅表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，也体现在生命历程中的待人接物，先生自言，“长期研究历史已经使我养成为他人‘设身处地’给予理解的同情”，故能真正“知人论世”（电子版第465页）。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近百位，包括家人、同学、战友、上级领导、同事、学生和社会大众，有些只是呈现为一晃而过的侧影，先生也写得郑重其事，而对鞠养抚育自己的长辈家人，给自己教诲、帮助和引导的师长前贤，学术生涯中相遇相知的中外学人，先生的温情笔墨和精当的知人论世，不仅体现了先生的眼光和胸襟，其丰富的内容更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，这些忠实客观的记载，多值得后来人多方面地加以发掘运用。
其次是对历史的“参与”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，在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中，历史并非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，研究者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“参与”了历史。但先生的“参与历史”所含意义更为广泛。其一是认为近代史研究不只是历史研究，同时也在参与塑造当代，两者密不可分，交互作用。此语在古今关系上的意思近似于历史研究中要有现实关怀，思考现实时要有历史意识。而在知行关系上则近于学以致用。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，先生在武汉、珠海、南通、湖州和芜湖等多处，结合当地的历史人物和事迹，围绕武昌首义、后期洋务新政、早期留学生和民族工商业等主题，为建立有关纪念馆和文化遗址设施，地方史志的编写乃至城市规划的制定，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建议，引起各当地的重视并得到采纳。诚如先生在书末自言的“把学问写在大地上”，窃以为这些也是“历史参与”的表现。
最后是超越历史阶段的视野和襟怀。其一是深邃长远的历史思考，先生在长期的治史生涯中，一贯强调“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”（电子版第468页）。至上世纪末社会掀起空泛的“世纪热”之际，先生围绕孙中山在《民报发刊词》中的“百年锐于千载”之说，提出对“辛亥革命的背景、起因、进程、后果、影响，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，才能谈得上是对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”（电子版第467页），由此提出三个一百年（辛亥革命前一百年的历史背景，20世纪一百年本身，21世纪一百年的展望）的致思范围。其具体内容既包括对辛亥革命成败的科学总结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得失的深沉思考，还有以“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”历史认识，作为对“告别革命”论的回应，以及与种种“毕其功于一役”式的乐观躁进相对的忧患意识。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，集中体现在2011年7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对部级干部的讲演之中（参见电子版第464-469页）。
先生多次强调指出，孙中山既高度重视民族主义，又自称“世界公民”；最先提出“振兴中华”，又怀着亚洲梦，晚年还提出“世界主义”的国家观和世界观，并就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，比如“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”，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，并“从而发扬光大，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，乃有实际”（《三民主义·民族主义》载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第231页）。先生在世纪之交针对汹涌而来的“全球化”浪潮，提出史学家“有责任引导社会进行理性思考”。他认为“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分享现代文明的福祉，全球化也使我们必须分担现代文明的灾难”，包括环境污染，资源浪费，战争残杀，重利轻义，重物质轻精神的利益追求，都在危害甚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。在这种环境条件之下，“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，因此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”（电子版第433页）。先生坐言起行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，风尘仆仆地走过世界五大洲数十国，他谦称自己无非做了两件事，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和近代文化精神介绍出去，一是把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不同方法介绍进来，但从超出学术专业的客观影响而论，先生所致力的文化交流当然也是加强多方沟通，增进彼此理解，寻求国际合作，为公平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日建成所作的努力。
20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成的一代知识分子，既承袭了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基因，又受到从辛亥到“五四”的先辈们的直接教导，还经历过那场时间最长，斗争最残酷的抗日战争的淬厉湔祓，从而成就为独具特色的群体。在历史宿命和个人性格的双重作用之下，他们无论是金刚怒目，还是菩萨低眉，也无论是因文获咎，还是玉汝于成，都构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厚重历史。就先生个人而言，他认为把自己亲历亲见的种种真相告诉来者，是历史赋予的一种责任。然而无论是回顾必然的磨难，还是反思不该有的横逆，先生始终抱持自己特有的理性精神和冷静心态，不怨不尤地如实直书。而对待诸如全国劳动模范，国际著名学者，80年代最有影响的大学校长（之一）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，感动荆楚年度人物等等众多的荣誉，书中多是一笔带过，甚至绝口不提。他把自己这本总结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集成之作名为“凡人琐事”，更显谦谦君子之风。
另一方面，先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则愈益深沉炽热。笔者偶尔随侍先生之侧，就多次聆听到他出自肺腑的“感恩”之言。所言感恩的对象当然是祖国和人民，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河大地，包括这块热土上的历史文化，包括无数成功或失败的先贤和未来希望所在的青年。所以先生年届期颐仍然兢兢业业，笔耕不辍，对社会充满爱心，对未来满怀美好的憧憬。所谓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，仁者爱人，先生兼而有之。
唐德刚先生曾用“历史三峡”来比喻宏观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，的确发人深思。但笔者也由此感到任何社会中各个时代的个体生命，也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“历史三峡”。在各种由“未济”到“既济”的困境中，多么需要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像先生一样，自强不息，上下求索，从而尽快穿越险阻，早臻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的人间佳境。
罗福惠
己亥初冬于武昌桂子山
